按：这是一篇旧文，2008年11月3日发表在南海网上，作者是海南日报记者谭丽琳等。转发本文的目的，不是评说是非功过，而是为了回顾海南开发建设初期的历史。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头条号主办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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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第一任行政长官雷宇访谈录

　　海南人民历来不吝对心怀苍生的清官廉吏的赞美，五公祠里“唐宋君王非寡德，琼崖人士有奇缘”的对联就充分表达了海南人这种温暖的情怀。

　　雷宇，亦被视为与海南百姓有奇缘之人，民间尊他为“雷公”。海南改革开放30年间，雷宇是一位令人无法忘怀的风云人物之一。

　　23年前，1985年雷宇勇担责任，因“汽车事件”在海南被罢官，带着未酬壮志和扼腕之痛黯然离别海南。

　　23年后的今天，2008年11月1日，当我们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海南日报记者前往广州采访了从不曾被海南人民遗忘的改革风云人物——雷宇。

　　这是告别海南23年后，雷宇第一次接受海南媒体采访，第一次向海南的读者敞开心扉。虽说海南是他仕途的“滑铁卢”，但雷宇却用“最精彩”来形容这段岁月。古稀之年的他，像23年前一样思路清晰而健谈，在接受采访的5小时内，不用任何参考资料，几乎没有停顿娓娓道来海南往事。这些所有值得记取的时间、人物甚至对话，他说，都一直装在心里。 copyright dongdongliu

　　面对“海南改革开放第一人”、“海南思想解放第一人”的称谓，雷宇摆手言谢：“‘第一人’我不敢当，准确地说，我应该是海南改革开放的铺路石。如果说当年为海南做了点事，那是因为我碰上中央决定开发建设海南岛这个机会。”

　　1981年7月，初访海南搞调研;1982年7月，被任命为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编者注：当时还设有第一书记)兼行政区公署主任;1985年7月，罢官离开海南。无论是雷宇的到来还是离开，时间都巧合在炎热多雨的海岛7月。暂且让我们用这3个偶然的7月串起雷宇与海南人民这四年的“奇缘”吧。

　　1981年7月：初访海南

　　“当时的海南干部群众基本没有商品经济意识，卖鸡蛋都会不好意思”

　　1980年6月底至7月初，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为期11天的“海南岛问题座谈会”，全面总结海南解放以来的开发建设，明确“放宽政策，把海南经济搞活”，正式决定对外开放海南岛，可参照深圳、珠海等特区政策，海南由此成为“准特区”。这是海南开发的重大转折点，标志着中央由“巩固海南”到“开放海南”的历史转变。 内容来自dongdongliu

　　为了进一步落实中央精神，1981年7月，当时任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雷宇受时任广东省省长刘田夫的指派，带领一个6人组成的调研组前来海南，考察海南的自然资源，提出具体的开发计划。

　　“这是我第一次来海南”，雷宇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一趟他从北到南，又从东到西，在海南的沙土路上跑了10多天，实地走访海口、三亚、乐东、通什等重点市县，边走边看边听边思考。“这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美丽而荒凉”，这是海南给雷宇的第一印象。随着走访的逐步深入，雷宇清楚地看到了海南的落后和贫穷，虽然解放31年了，横贯南渡江上的还是日本人40年前修建的铁桥，很多老百姓的日子还那么穷那么苦。

　　令他最没有想到的是，同属一省、相距不远的珠三角改革春潮风起云涌，商品经济日益繁荣，而海南却还沉睡在计划经济年代，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商品经济意识都很薄弱，甚至根本没有，个别地方还残存着原始公社的痕迹。他记得，当他们路过乐东黄流，停车在路边和老百姓攀谈时，发现纯朴的老百姓连卖鸡蛋都会不好意思，把鸡蛋摆在路边，自己却躲在一边，有人问了才跑出来。雷宇问卖鸡蛋的人有什么好躲的，卖鸡蛋的人说，给别人吃几个鸡蛋怎么好意思要钱，但不卖鸡蛋又没钱买盐买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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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写给广东省委省政府的调查报告中，雷宇分析了海南落后的诸多原因，提出海南要发展必须改革开放，必须向人们灌输商品经济意识，而这种灌输不能靠办培训班解决，必须靠实践来提高，同时不能“急”。

　　这份调查报告得到了有关中央领导和广东省领导的高度评价和重视，随后广东省委在调研报告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的意见》。然而，雷宇却没有想到，一年后他会重回海南主政。

　　一心想做事的雷宇不想在海南只当个“不出问题就行了”的官

　　“我本来是到深圳当市长的”，雷宇告诉了海南日报记者这个27年前的“秘密”。1981年7月，深圳调整领导班子，当时中组部的领导找雷宇谈话，准备安排他到深圳接替当时身兼书记和市长的梁湘的市长一职。虽然这是中央的意图，但当时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却有顾虑，从1972年重新出山以来，雷宇就一直是他最信任的“幕僚”，陪伴他从黑龙江到辽宁再到广东，此次深圳班子调整力度大，担心安排雷宇当市长会在当地干部中造成不必要的误会，于是他找雷宇谈话，希望他不走这条路。雷宇同意了。 copyright dongdongliu

　　刘田夫等省领导向任仲夷极力推荐雷宇到海南主政，他们看上了雷宇干起事来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雷宇也表示有信心在几年内把海南的经济搞上去。经过几个省领导的劝说，任仲夷最终同意雷宇去海南。1982年7月28日，雷宇被任命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区公署主任。

　　雷宇记得，临行海南前，亦师亦友的任仲夷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去海南呆两年就行了，搞好团结，不出问题就行了。但踌躇满志、一心想做事的雷宇却不想在海南只当个“不出问题就行了”的官。

　　当时海南行政区常委第一书记罗天在北京学习、开会，于是雷宇在任命两个月后的10月3日才到海南赴任。“但7月我一接到任命就马上进入角色”，雷宇说当时利用在广州期间，以“岛长”身份到省里各部门要钱要粮要项目，为海南争取各方支持忙得不亦乐乎。就连在来海南赴任的路上，他还顺道到湛江和中石油西部公司商量莺歌海天然气的开采利用，争取留点天然气给海南，游说开采企业到海南注册，遗憾的是，企业后来在湛江注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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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3日，雷宇抵达海口，由此海南迎来了解放后至建省办特区前最重要的发展黄金时期。雷宇也开始了他生命中“最精彩”的三年。

　　1982年7月：担任海南岛“岛长”

　　24个重点工程相继在海南开工和启动，沉寂的海南处处是活力

　　当时中央有领导提出海南要“先做神农氏，再做爱迪生”，即发展好农业再谈工业。雷宇断然否定了这个观点。他清醒地看到，海南的热带作物关起门有优势，但国门一打开，不要说在全世界，甚至在东南亚地区都没有竞争优势。雷宇认为，海南不上大项目经济难以在短时间内见起色。

　　主政海南三年，雷宇以只争朝夕的速度，为海南引进了24个重点建设项目，到1984年海南全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达到7个多亿，列入开发建设的24项重点工程除4项还在进行前期准备外，其余20项全部破土动工。

　　“为海南发展打好基础”被雷宇当作主政海南的一大任务。当时任仲夷说他在海南干两年就行了，雷宇说，不管以后谁接我，我要把基础打好。后来邓公提出海南20年后赶台湾，雷宇深知这个目标不可能由他来实现，但他要打好基础。 本文来自织梦

　　掰起指头，雷宇向海南日报记者一一数来，马村电厂、海口机场扩建、微波通讯系统、清澜港、洋浦港、西部铁路、南渡江大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基础设施中有不少还在为海南今天的发展发挥着巨大作用。可以说，每个项目都是靠雷宇和其他干部“跑”出来的，“跑”的背后都有动人故事。

　　雷宇爱跑、勤跑、善跑是出了名，“勤跑上，勤跑下，勤跑外”是人们对他的评价。

　　“不跑不行”，雷宇说，我们国家这么大，但国家的资金、项目是有限的，批给谁不批给谁，都是应该的。所以必须要“跑上”反映情况争取支持，“海南以前的干部很老实，很少到上面要项目要政策”。在雷宇看来向上级反映情况，提出合理要求，争取更多支持是领导干部的责任，不过千万不能狮子口大开吓着对方。在跑这些项目过程中，雷宇坚持“诚”和“实”，真诚，实在，务实，先汇报再请部委的同志到海南实地看。雷宇说有一年在北京他创下了一个星期跑26个部委的纪录，“部长不在，那我就见司长，司长不在就见处长，处长不在工作人员也行，只要有人能听我汇报情况，帮助海南研究解决问题就行。”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洋浦，昔日的荒凉之地，如今已建设成保税港区，成为海南最开放的地区。追溯历史，洋浦的开发建设始于雷宇，始于1984年。当年就惹起了一段“洋浦风波”，若不是雷宇极力争取，洋浦港建设差点被交通部“枪毙”。

　　1970年代中期，国务院决定开发建设洋浦港，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建成。1984年春天，雷宇决定重启洋浦港建设。“那是2月14日，正月初七，刚过完春节”，雷宇带着相关人员到交通部汇报，但海南的提议从技术层面遭到了交通部水规院专家的反对。本着科学的态度，雷宇把权威专家请到洋浦开论证会，经过大家反复研究讨论最终解决这个技术问题。随后交通部决定在洋浦投资建设3万吨和5000吨的杂货码头各一个，洋浦开发由此迈出第一步。

　　每逢雷宇从北京回来，海南很多干部都会涌到他办公室，他们知道，每次雷宇都不会空手而归。 内容来自dongdongliu

　　1985年建海南大学时，海南的年财政只有2亿元财政收入，雷宇就给海大建设安排了6000万元，他对项目负责人说，好好按规划做，保证工程质量，不要担心资金问题。当时海南通讯落后，只有摇把电话，但一个开放的地区怎能没有通讯保障，雷宇咬咬牙，一口气批了13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从日本进口当时全国最先进的微波通讯设备。

　　忙得常常吃不上饭，3年吃了几十瓶开平腐乳

　　“我当时是憋着一股劲，想为海南20年后与台湾一比高下打好基础”，雷宇说，1984年2月，邓公说：“如果用20年时间，把海南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那就是很大的胜利了。”

　　雷宇说，研究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文莱等地发展过程后，他认为20年赶台湾是完全能做到的。他当时理解，这种赶不是赶经济总量，可以赶发展水平、管理水平、生活水平和科技水平。他也知道这个目标不会由他来实现，但他要打好基础。

　　雷宇说那时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躺在床上，他想得最多的就是加快海南发展，真的是开足马力在工作。

　　刚来海南时，有些地方干部不信任他，认为他肯定是个心不在焉的“飞鸽牌”干部，理由是他的家属没有一起来。雷宇说，因为考虑孩子上学的问题，所以没有把家搬来。“但不能因为家属不来，我就做不好工作，其实家属不来还好，我可以24小时干工作”，雷宇说，因为工作太投入，他常常错过食堂的吃饭时间，当时还没有康师傅，就找点面饼吃，或者到本地干部家蹭一顿。以至于记者问他，最喜欢吃海南的什么菜，他说，还真说不上来，在海南他吃得最多的是开平腐乳，3年吃了好几十瓶。

　　如何完成海南的原始资本积累，雷宇认为光靠国家是不行的，还得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我当时动过博彩业的念头，也行动过”，24年前，雷宇提出要策划东岛。东岛是三亚的一个小岛，1平方公里大小，当时岛上有驻军。经过争取，他得到了部队的支持，部队同意给他搞开发。他当时想学澳门，在小岛上搞一个只向持境外护照人士开放的博彩场所。1984年，利用去泰国访问的机会，他专门到澳门实地察看，并和一个有意投资此项目的澳门老板签了备忘录。回到国内，他马上到北京到民政部汇报，民政部领导说，国内现在刚发行彩票，就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建议海南暂不搞博彩，不要为了蝇头小利，影响改革开放的大局。雷宇认为这个意见有道理，决定放弃，但又不死心。他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那就是到公海上搞这个项目，当时正好挪威有条要退役的油船，投资方买下来改建成邮轮，把三亚作为后勤补给基地，为船上的人提供一休闲晒太阳的地方。但后来，因为汽车事件，此事就此搁置。雷宇说，后来看报纸说这条船开到了香港附近的公海。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他一进门就扑通下跪，当时我猜到了他是谁

　　记者很想知道，雷宇在海南三年最难忘的人和事。雷宇一脸淡然说没有特别难忘的。但紧接着他说：“海南最后一个右派是我主持平的反”。

　　这是一个越南归侨，在解放初回到祖国，从南方大学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海南当老师。1957年，在向领导提意见时因言论过激被打为极右分子。打倒“四人帮”后，这位归侨不断申诉请求平反。当雷宇到任海南后，他也收到了这位归侨的申诉材料。雷宇批示给教育部门尽快调查，指示如果材料属实，就妥善解决予以平反。雷宇后来多次催办这事，但迟迟没有下文，雷宇甚至还说如果是教育局党委有不同意见，他愿意列席会议做其他同志的工作。后来一了解才知道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有不同看法，理由是如果海南连最后一个右派都平反了，那岂不是否定了反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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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说服这位老领导，雷宇让人把这位归侨的全部材料调了过来，利用星期天，他看完了厚厚一撂卷宗，认为在那个历史条件下的决定是没有错的，但在今天的条件下给人家平反是完全应该的，再说，人都已经老了，总不能让人背着这么沉重的历史包袱入土吧，也不能让他的子孙后代一直背下去吧。本着实事求是，雷宇为老归侨摘掉了压在头上20多年的右派的帽子。

　　平反不久后的一天，雷宇的办公室闯进了一个白净斯文的小伙子，他一进门什么话也不说，就向雷宇下跪了。雷宇马上扶起小伙子说，你不用说话，我知道你是谁。给你父亲平反，是党的政策。遗憾的是我们做得还晚了点。回去告诉你父亲，有生之年要好好工作，你们也要好好做人，为社会多做贡献。

　　雷宇说，从本质上讲，我是个心软的人，看不得老百姓受苦受委屈。

　　“海南汽车事件”错在批得太滥

　　汽车事件，海南改革开放30年的标志性事件，也是给雷宇人生带来强烈地震的政治咒语。24年后再看汽车事件，雷宇脸上已无悲喜，他说当时的出发点仍然是想为海南完成原始积累，想为20年后赶台湾打好基础。

　　1983年中央文件规定，海南有自主进口权，但是产品不能出岛。当时海南内需不足，进口量不大，以至于中央每年给的外汇额度都花不完，雷宇说，但广东不少地方已经面向全国倒卖进口物资，赚了不少钱。海南没有这样做，“我们当时很规矩，甚至还得到过国务院特区办的通报表扬”，回忆到这里雷宇笑了笑。

　　1984年，国家工商总局出台了一个“工商六条”，使海南汽车出岛变得有法可依，于是乎海南利用“自主进口权”，大量进口汽车销往内地，以至于当时海南汽车批文满天飞，各种高档汽车满街跑，某些国家通过卫星看到海南岛“铁甲滚滚”，还以为中国集结坦克要向越南宣战了。随后汽车事件爆发，1985年7月31日，在汽车事件调查结束后，新华社报道了此事。 dongdongliu.com

　　“错就错在批得太滥了”，雷宇说，甚至连幼儿园也来凑热闹搞批文，如果集中批给几家贸易单位就好，这样可以把赚到的钱集中起来搞建设，不至于后来那么分散。

　　虽然汽车事件给他的人生带来了那么多坎坷，虽然他发展海南宏伟大愿被迫嘎然而止，但雷宇在无奈中还是愿意多看汽车事件好的一面，他说，最感欣慰的是当时海南倒卖汽车赚的钱是用在正道上的，搞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也投入不少到教育和民生，给老师和干部职工都涨了工资。

　　1985年7月：告别海南

　　当官有“三策”，锐意改革是上策

　　本想为海南积累原始资本的汽车进口买卖，但在当时却演变成惊天大案，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的“事件”。其实，对此雷宇是有预感的，从汽车生意开始以来，他跟身边的人说过：“我很可能要犯错误了。”其实刚上岛雷宇就有要犯错误的心理准备，他认为像他这样一心想做事的人，在海南这样落后的地方搞改革，犯错误的可能性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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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宇说，他给自己设定过当官的上中下策：“上策是使出全身解数，锐意改革，让海南起飞得更快，为海南20年后与台湾比高低打好基础;中策是当个‘太平官’，在稳当之中求得工作的一些进展，把各项工作做得稍微起色一点，这无疑是最安全的路;下策就是省心省力做一个甩手掌柜，余下的时间抓抓植树造林，给子孙后代留点美好的纪念就行了。我们要下决心干一番过去没有人干过的事，摔跟头，走错路是难免的。我准备犯错误，管它呢，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了。”

　　在海南雷宇出台了很多改革举措，在任用干部上他从来就是看准就用，在海南他提拔了一批年轻干部。

　　在批项目上，雷宇更是表现得大胆灵活，他向海南日报记者举了个例子，有个项目因为投资额大需要到省里批，但急于上马，没有时间等了。于是雷宇将项目化整为零，拆分成几个自己权限范围能批的子项目，他说，就这样不用两小时我就批完了，如果要按程序报上去，等一年半载都说不定。

　　雷宇说，改革开放没有胆子、没有魄力是不行的，但这个“胆”不是鲁莽，不是胆大妄为。看准了的事就要大胆地做，不能考虑个人得失。

　　1992年任广州常务副市长的雷宇在即将赴任广西时，曾经丢过乌纱帽的他，在广州干部大会上有段精彩讲话。雷宇回忆道：“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和广州的干部，应该把乌纱帽放在一边。改革开放如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有人做出牺牲，付出代价，不是你就是他，如果真的想干一番事业，就不要把乌纱帽当回事，乌纱帽不是生来就有，是党和人民给你的，给你了就要好好做事，如果不做事，你要他干什么?”

　　没有亲笔批过一辆车，却站出来承担了全部领导责任

　　雷宇挺身而出承担了汽车事件的主要责任。之前也有朋友劝他，你没有亲笔批过一台汽车，千万不要揽过。而更重要的是，当时他已经被中组部确定为高级领导干部第三梯队人选。按照当时的形势，只要雷宇能在海南全身而退，会有很光明的政治前途。 内容来自dongdongliu

　　在采访中，他向海南日报记者道出了当时权衡的心理过程。从解放初期，反地方主义开始，海南的本地干部都首当其冲挨整，汽车事件出现了总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吧，雷宇想要保护好正在成长的本地干部，于是主动向省里汇报，只要有利于海南的继续开放，有利于海南的安定团结，不能伤了海南元气，他雷宇宁愿加重受罚。他不仅要保护海南本地干部，也想法保护年龄比自己长的干部，他说，我当时才50岁，我相信自己是清白的，只要我想为党工作，我相信我会有重新起来的机会，但临近退休的老同志就不同了，几十年的工作成绩就毁于一旦很难挽回。于是，雷宇选择了一种壮烈的方式，他说：“我反正是封神榜上有名，开除党籍、撤职，只要不抓我，我都接受!”

　　当雷宇决定一人“顶罪”后，他的一位副手，一位海南籍干部怀着复杂的感情抱着雷宇痛苦失声：“雷主任，是我们害了你!”

　　雷宇记得这个日子，1985年7月16日，当时广东省委领导找他谈话，说问题非常严重，罢官是肯定的。

　　“出师未捷身先退”,雷宇说如果能让我再干两年，我相信海南应该会有个样子，当年，随着他的离职，不少项目停下了，不少资金也撤走了，不少外商也告退了。面对这个结局，多年下来，雷宇看似已用豁达化解了所有的悲愤、痛惜……但时至今日雷宇依然发出感慨：“太可惜了。”随着一声“太可惜”，记者能强烈感受到他淡然神情背后的无奈。

　　当记者问起雷宇，为何说海南是最精彩的三年?他说，长期以来，自己做的幕僚工作。在海南终于有了自己的舞台，可以实施、实现自己的抱负，尤其是看到按照自己的思路做成了对人民有好处的事情时，那种快慰是难以言表的。

　　上午被告官职不保，晚上继续劝说侨商留在海南投资

　　可以说，雷宇是一块有磁铁功能的人，在海南他吸引了很多人才很多资金很多外商来开发建设海南。1984年10月，他访问泰国，短短的几天间，他拜访了14个海南侨胞宗亲会，团结他们参与家乡建设。他说，我不仅团结亲大陆的侨领也团结亲台湾的侨领。就在这次对泰国的访问中，雷宇感动了在泰国做汽车零配件加工海南籍侨胞叶先生，决定回海南投资建一个汽车配件厂。 dongdongliu.com

　　1985年7月16日，就是得知自己丢官的当天，雷宇吃过晚饭来到海口华侨宾馆看望回海南考察投资的叶先生。当时叶先生已经知道雷宇要被罢官准备打退堂鼓了。雷宇找到叶先生就千方百计地劝他说，海南是你的故乡，现在国家决定大力开发海南岛，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家乡多年没有建设好，如今有机会了为什么要错过?雷宇要他相信，海南发展起来会很不得了。这一劝就劝到了晚上12点。

　　雷宇说，之所以苦苦劝他，是因为行政区将从菲律宾引进一套汽车生产设备，他想留下叶先生把配件厂办起来，为即将建成的汽车厂配套。

　　虽然雷宇是豁达之人，但被罢官难免会有悲痛之情，自己的伤口还没来得及舔，怎么又做到去游说外商的呢?雷宇说：“当时我很坦然，你想想周文雍和陈铁军马上就要被枪毙了，还能在刑场上举行婚礼，这就是因为坦然。” 织梦好，好织梦

　　汽车事件不仅使雷宇陷入困境，当时远在广州的家人也揪着一颗心。不少风言风语传回广州，无论是八旬老母，还是妻子女儿虽然担心，但她们都相信雷宇不会有事的，因为她们知道他的品格，相信他是干净的。就在雷宇在海南接受调查期间，上高中的大女儿写来了一封信，里面有一句话带给了雷宇巨大的力量：“爸爸，你一定要笑对厄运。”记者看到，说到这儿，已修炼到喜怒不形于色的雷宇眼眶红了，他沉默了片刻。

　　雷宇是出名的孝子。1997年，雷宇毅然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副 的位置上辞官归田，一心侍奉九秩高龄的慈母。幸福的老人活到去年3月才离开人世，享年107岁,可谓高寿多福。

　　强颜欢笑对列队的水兵挥手说“同志们辛苦了”

　　1985年7月28日，和来的时候一样，雷宇带着曾经的秘书，当时海南区外经委副主任谭可诚启程回广州。雷宇说，那天很热，太阳明晃晃的。像往常一样，去到区政府的食堂吃过午饭就动身了。没有敢告诉任何人他要走。他相信，会有很多人会来送行，搞不好会被调查组的同志认为是在给组织施压。

　　在海口秀英港，雷宇登上了海口水警部队的登陆艇。那个情景雷宇终生难忘，当他走向登陆艇时，两列水兵成人字型立正向他敬礼，高喊“首长好!”雷宇说，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但我一个贬谪之人能说什么，我只得强颜欢笑挥手还礼说“同志们辛苦了!”

　　坐上了登陆艇，看着缆绳解开，船渐渐离开码头，熟悉的海南岛慢慢淡出视线，雷宇说自己一路无语。

　　在海南日报记者面前，雷宇第一次回应了海南人民奉他为“六公”一事，他说：“我受不起这份情谊，海南人民真的非常纯朴，稍微做点好事，他们都会念念不忘。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主政一方为一方百姓做好事是应该。严格地说，对海南的老百姓我问心有愧，我没有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如果当时我能更审慎些，海南的开发会更顺利些。”——搜集从张之洞倡议建省的资料上报国务院力争海南建省;把海南建成自由港实现20年后赶台湾的目标;抓好海南的基础教育，力争培养一批能在10年后接班的本地人才;引进大企业成片开发海南;完成周总理的夙愿建琼州海峡海底隧道……雷宇说，这些宏伟愿望，都曾安排在他的日程上，却没有来得及实现。 内容来自dongdongliu

　　今天的雷宇常常看书到通宵

　　“我今年74岁了，身上有至少10多种病，高血压、高血脂……但是你看我现在比谁糊涂?”雷宇笑着说，他应该做更多的事，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就解决什么困难，很少有事情能难倒他，除了体制。他说，他看不惯那些不死不活不做事的干部。

　　“我现在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谈到自己的晚年生活，雷宇说他现在每年至少要坐百多趟飞机，四处走走看看，为年轻人做事当参谋出主意，谁叫他是个一心想做事的人呢!雷宇说，不久前，有位曾身居高位的朋友因为某种原因受到党内处分，他找到雷宇说准备远离政治闭门写书。“我劝他正视现实”，雷宇开导他说，中国不缺写书的人，缺的是做事的人。与其让碌碌无为或者贪污腐败的人去做事，不如让我们去堂堂正正做事。既然想做事，就要当官才行，在雷宇看来，官与事是统一的，而与个人利益和地位无关。他的这个朴素观点，让记者明白了，他为何能正确对待人生的巨大落差，从红极一时的明星官员，到一介草民，而后再次出山官至副省，不管官职大小，总能赢得当地群众的尊重。 内容来自dongdongliu

　　前年9月他还为北部湾的开发问题上书中央领导。当然他也深深关注着海南的发展。他说，很高兴看到海南省委省政府为海南的发展找准了思路，领导班子也都是做事的人，特别是近年来很欣慰看到曾经的理想在今人手里变成了现实。他表示，对海南的发展他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唯一想说的就是，一定要实现好人与自然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希望海南岛的天空更加美丽，让美丽的宝岛名副其实。

　　雷宇说自己只有一个爱好就是看书，什么书都看，常常看到深夜，甚至通宵，然后睡到自然醒。雷宇说自己不像其他老年人那样爱养生保健，不锻炼连步都不散，并且爱吃肥肉，“不过，我有母亲的长寿基因，心态也不错，生活保健条件也好，我呀想死都不容易”，雷宇风趣地说。

　　档案雷宇：

　　1934年底出生于广西横县，1949年7月参加革命;1972年6月与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任仲夷相识，后成为挚友;1980年11月成为任仲夷到广东的唯一随从，任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研究室副主任;1982年7月28日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区公署主任;1983年7月任区党委副书记、行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1985年7月17日因“海南汽车事件”离开海南;1985年10月29日任广东花县县委副书记;1987年2月9日任广东增城县委书记;1988年1月15日任广州市副市长，6月任常务副市长、市委常委;1992年4月25日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 ;1996年1月在广西辞职，回广州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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